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运用多案例研究及扎根理论方法进行探索式理论建构,研究发现:法规完善、经济环境变化、文化转型、技术进步、领导推动、财务内在需求都会对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影响;推进企业信息化,加强组织机制保障,培育大数据财务人才队伍,实现数据开放与共享,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是企业实现财务数字化转型的条件;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路径包括转换财务思维、构建数字化财务体系、创新财务分析方法、重组财务流程、创新财务模式以及健全大数据财务制度。研究结论丰富了财务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研究,也可为企业系统化推进财务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框架与工具。

领导力发展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领导者培养至关重要,而关于领导力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如何验证发展结果的有效性,一直存有争议。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正在进行领导力发展计划的A企业进行深度访谈和现场研究,构建了一个多层次视角的领导力发展模型。该模型基于发展自我、发展团队、发展组织的多层次视角,提出了领导力的发展内容包括做人、做事、发展下属、凝聚团队、组织管理、业绩管理六个核心要素。进一步将该模型与“方向-协作-承诺”模型(DAC模型)做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自我”激发承诺,“发展团队”产生方向、协作和承诺,“发展组织”促进方向和协作,从而验证了该领导力发展模型的有效性。

在农产品领域,如何实现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协同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基于区域公用品牌和价值共创视角,以杭州狮峰茶叶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解析了狮牌龙井品牌高端化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品牌高端化分为以品质提升为主、以经营模式创新为主和以文化与科技赋能为主三个阶段,其中:品牌价值共创有利于企业品牌高端化建设,利益相关者参与价值共创有利于形成对企业品牌的良性感知和反馈。研究有助于丰富茶企品牌价值共创理论内涵,扩展价值共创和企业成长的理论边界。同时,通过阐释茶企品牌建设与多元主体参与紧密相关,对中国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背景下如何开拓新的路径建设企业品牌有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新阶段,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行业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当企业在动态环境中遭受环境问题挑战时,其应当做出的决策改变即为环境战略转型。通过以江西铜业为例,沿着“驱动因素—环境战略—实施效果”的路线,探讨了在内外部双重因素驱动下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过程机制,进而揭示出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通过分析发现,随着外部环境规制的变化和内部绿色动态能力的演进,企业按照“反应型环境战略—防御型环境战略—适应型环境战略—主动型环境战略”这一路径完成了环境战略转型。同时在转型过程中其环保投入逐渐增加,绿色创新力度显著加强,实现了发展各维度高质量的增长。

商业模式是企业寻求竞争地位、实现卓越绩效的一种手段,企业的生存能力与商业模式的构建和转型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一观点已经被现有的学术研究所证明。然而,商业模式为何会对企业的生存能力造成影响?有哪些因素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传导作用?目前理论界尚未梳理清晰。为此,基于现金流理论视角,以S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探究商业模式与企业生存能力以及现金流匹配这三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业模式之所以会影响企业生存能力,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商业模式需要与不同的现金流相匹配。只有商业模式与企业的现金流匹配时,才能提升企业生存能力。最终构建出不同商业模式与现金流的匹配程度对企业生存能力影响路径的理论框架。研究结论不仅可为解释商业模式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弥补现有理论的缺陷,而且可为企业选择商业模式、加强现金流管理、提升生存能力提供实践启示。

企业为了改变传统生产运作模式和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趋势。利用扎根理论对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了案例研究,构建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共创赋能模型。研究发现,数字化赋能过程遵循“研发赋能—生产赋能—经营赋能”逐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同时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价值共创模式。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工业互联网平台视角下数字化赋能理论,同时可为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为有效回答“场景如何基于供应链赋能商业模式创新？”这一科学问题,综合采用案例研究与扎根范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场景基于供应链价值共创网络,依据“价值创造动因—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主体—价值创造过程”的逻辑关系赋能商业模式创新。②场景连接内容借助“商业场景—消费期望—平台情境”的标准化配置,基于价值共创网络通过无缝植入广告赋能商业模式创新。③场景加持社交借助“商业场景—消费期望—平台情境”的个性化配置,基于价值共创网络通过直播带货或知识付费赋能商业模式创新。④场景双轮驱动借助场景连接内容和场景加持社交的选择性融合,基于供应链和价值共创网络赋能商业模式创新。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构建数字化新能力,目前学界对数字化能力构建机制研究不足。运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究了数字资源基础薄弱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构建机制。研究发现:(1)不同阶段数字化战略与资源条件驱动制造业企业采取不同的资源编排组合,对应于工具级、流程级、组织级和生态级数字化战略,分别采取集聚式、协同式、整合式和赋能式资源编排组合。(2)差异化资源编排促进数字化能力的快速构建与发展演化,表现为单点突破阶段通过资源—能力转化机制,构建起数字化能力点;流程互联阶段通过资源—能力转化机制与能力—能力复制机制,发展为数字化能力链;网络整合阶段通过资源—能力转化机制与能力—能力拓展机制,演进至数字化能力组合;生态协同阶段通过资源—能力转化机制与能力—能力外迁机制,最终趋向数字化能力体系。旨在丰富数字化能力研究,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借鉴。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股份回购这一金融工具开始逐渐被国内上市公司接受并使用。2018年,有关部门对《公司法》中与股份回购制度有关的第142条规定进行了专门重修,进一步放开对股份回购的限制。国内资本市场掀起股份回购的浪潮,并开始出现连续股份回购的现象。上市公司进行连续股份回购,究竟是想要加强信号传递的强度,还是在欲盖弥彰、混淆视听？对巨人网络2018年至2021年间连续三次股份回购的研究发现,其连续股份回购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视听的目的,公司在试图掩盖回购动因。研究可对公司、投资者、监管机构利用和管理连续股份回购行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债务融资是后发企业追赶及超越道路上重要的资金补充手段,而实现追赶及超越取决于企业的机会把握与创新突破。基于海康威视的探索性案例研究搭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该框架有利于解释后发企业债务融资决策在技术机会窗口中与企业创新周期的动态演化关系。在该框架中,技术机会窗口存在生命周期,一个技术机会窗口周期从开启到闭合包括辨识、进入、扩展三阶段。在技术机会窗口中,债务融资决策与企业创新具有周期和阶段一致性,即二者以技术机会窗口为周期演化,并根据所处机会窗口阶段采取创新策略。进一步,提炼出债务融资决策三阶段模型,即探索式债务融资决策、适应式债务融资决策和突破式债务融资决策,且债务杠杆和短债长用存在交互作用。

案例研究的探索性功能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对于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仍存在诸多质疑。基于对研究普适性功能与外推的理解,针对案例研究的外推展开探讨,依次回应了“案例研究是否需要外推”“案例研究能否实现外推”以及“外推的适用条件是什么”等关键问题。首先,通过对案例研究外推情境的理解,发现情境越复杂,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越弱,而案例研究除了复杂情境的限制外,更容易因样本数量较少引发普适性难题,得出“案例研究的外推是极其必要的”;其次,经由深度解析案例研究外推的情境,表明案例研究虽处于复杂情境中,却可以通过归纳得到普适化构念或是简化情境组合,以此奠定了外推的基础和条件,得出“案例研究能够在情境相似的基础上实现外推”;再次,通过对案例研究外推边界和范围的探讨,发现处于同质情境特征和相似情境组合下的研究对象,适用理论可作对比探讨,得出“案例研究实现外推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情境特征挖掘和动态情境组合两方面”;最后,为确保案例研究外推的实施,进一步将外推过程细化为“基础性外推”和“拓展性外推”,为广大学者开展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案例研究提供参考和建议,助力中国特色管理研究蓬勃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品牌生态圈的构建为品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但对其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研究不足。基于动态能力视角,选取仁和集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解构其多年品牌发展历程,总结品牌生态圈的形成过程机制。研究发现:(1)品牌生态圈本质上是一个以核心品牌企业为中心、以数字技术平台为基础的产业链体系完整、多方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品牌族群协同发展的闭环开放生态系统;(2)品牌生态圈的形成过程会出现“点—线—面”即“品牌核心圈培育(市场破局)—品牌产业圈发展(产业链整合)—品牌生态圈形成(价值共创)”的成长特征;(3)在品牌生态圈形成过程中,企业的动态能力呈现出“市场破局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价值共创能力”等从低阶能力向高阶能力的演变。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可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品牌生态圈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

在中等收入人群绝对规模增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滑落”现象,以往对于中等收入人群的研究多从收入分配制度、人力资本等角度展开。通过美团案例的研究发现,中等收入人群“滑落”的根源为生态成员权责范围的模糊,“稳中”还需依赖平台治理。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美团,在供求失衡的市场机制和算法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灵活用工模式规避雇佣责任,但这种劳资关系并非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外卖骑手可以通过自我赋能、维护自身主体性、多栖战略等途径抵御“滑落”,同时,制度缺口填补、平台与政府协同治理、平台企业垄断规制和多元主体赋权的方式也可以阻断外卖骑手的 “滑落”通道。外卖骑手“滑落”是研究橄榄型社会结构构建的经典案例,对我国完善平台治理结构和发展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围绕“创业投资如何影响所投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3家创业投资机构和2家融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创业投资影响所投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因、途径以及结果。研究发现:创业投资影响所投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因来自两者之间的利益动机差异,次要动因为声誉动机差异和资源动机差异;通过参与所投企业战略、公司治理、投资监管以及业务经营四个关键途径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设置和实践,其中,投资监管和业务经营分别为首要途径和次要途径;最终影响到所投企业股东、顾客、供应商、同行竞争者及社会公众权益,其中,对股东权益影响最大,但对员工权益和环境责任影响不大。

数字化网络时代使品牌资产构建面临新情境。在高度开放且松散耦合的复杂网络环境中,如何使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实现品牌资产共建,尚缺乏系统性剖析。以淘宝网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新情境下品牌资产共建的驱动因素和机理,挖掘多网络层级利益相关者实现共建的过程和协同机制,以动态化和系统性视角构建品牌资产共建的路径模型。拓展了品牌资产构建研究的情境,揭示了品牌资产基于开放的复杂网络系统交互构建的“黑箱”,可为企业开展品牌资产共建提供理论启示和案例借鉴。

创业合法性研究以往多关注企业如何获取合法性,忽略了合法性损失后企业的合法性修复过程。通过以X教培企业创建D直播公司的过程为例,基于最优区分视角对企业合法性修复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新探索,研究发现:(1)合法性损失企业的合法性修复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合法性损失阶段,基于企业层面采取被动回应策略,效果不佳;合法性响应阶段,基于行业层面采取主动响应的策略,效果甚微;合法性修复阶段,从再创业机制出发,采取能动修复策略,实现修复。被动回应和主动响应都聚焦于合法性,能动修复阶段通过引入独特性来修复合法性。(2)企业进行合法性修复的背后机制是“再创业”,企业通过最优区分实现了低独特性向高独特性的跨越,同时构建超越行业的独特性,实现合法性修复。理论贡献主要是厘清合法性修复和以往合法性获取的差异,并为最优区分的平衡提供新证据。本研究可为合法性损失企业如何进行合法性修复提供实践参考。

通过选取洛阳钼业并购FMDRC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Earnout在资源型企业并购中的应用前提、方式和结果。结果表明,Earnout在资源型企业的并购过程中是一种将“差额收益共享”作为核心范畴的议价工具。其应用路径是以并购双方在交易定价方面的分歧为起点,通过设置触发难度不同的条款对预期收益进行提前分配,将合同对价重新定义为一段上下限可控、能够同时反映双方期望的定价区间,从而暂时搁置双方基于议价的定价分歧。进一步分析发现,与主流应用场景相比,不同的风险构成、协议内容的后续作用等因素是导致Earnout应用前提、方式以及结果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拓展了Earnout的应用场景,以期为商业实务提供参考与启发。

“双碳”背景下,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追求低碳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主要基于资源编排理论,对伟明环保智能环卫处理项目展开纵向案例研究,试图探讨企业从资源到能力再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转型的一轮资源编排过程可以抽象为“零散资源元素—资源结构化—数字赋能化—价值杠杆化”,而在此基础上的阶段性产出又会与外部动态环境相结合,以重构元素的形式反馈于新一轮的结构化环节,由此迭代编排以实现数字化转型,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促进企业的低碳发展;(2)组织层面的低碳管理能力也是连接数字资源编排全过程的关键要素,管理者能够通过低碳资源的再部署,实现更具有绿色意义的资源管理。

再融资新规使利用定向增发进行流动性补充的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加,但大股东认购补充流动性型定向增发未必适用于上市公司纾困。以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流动性、股权结构变化、股权质押行为具体分析大股东认购补充流动性型定向增发的动机,基于再融资新规进一步分析其高折价率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补充流动性型定向增发未必可缓解上市公司的资金流动性紧张,却成为大股东提高持股比例和拥有控制权的“最优方式”;时机选择与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异常现金股利派发是高折价率形成的实现路径;利用现金股利调低发行价格是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政策修订是大股东选择补充流动性型定向增发实现目的的深层次成因。

消费是利用社会产品满足需求的过程,也是获得幸福的方式之一。在幸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概念的背景下,深化、细化消费幸福感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消费者表达消费幸福感的词语,除了现有领域关注的开心、愉悦等词语之外,还有不错、感恩和轻松等。人们对未发生的消费的向往在需求产生阶段就会带来消费幸福感;在评估决策阶段,自我监控等自我意识反映了中国人“反省”的优良品质,也会影响人们的决策和幸福感;在消费体验过程中,人们会增进现有关系的和谐,拓展出新的社会关系,实现自我认知和自我体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中国消费者的幸福感。

组织变革就是克服组织惯性并形成新的组织惯性的过程,但是现有研究很少从组织惯性的视角探索组织变革的内在过程及组织惯性在其中的作用机理,从而导致组织变革过程“黑箱”难以显性化。通过依托“解冻→改变→再冻结”组织变革三阶段模型,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在提取平安银行组织变革过程中若干主导惯性的基础上,探索了组织惯性在组织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组织惯性的作用机理与组织变革阶段密切相关。解冻阶段的组织变革是自上而下克服认知惯性的渐进过程;改变阶段的组织变革是自上而下克服阻碍变革的惯性、改变惯性前因从而累积新惯性的过程;再冻结阶段的组织变革是自上而下同时又自下而上不断强化新惯性的过程。(2)“战略层—管理层—执行层”垂直三层分别显现不同的组织惯性主导形态,组织惯性在管理层级维度自上而下垂直传导,彼此之间相互作用。(3)组织惯性在组织变革的时间维度和管理层级维度存在特定的显现次序和传导机制。

创业企业的“新进入劣势”要求其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以实现持续生存与发展,然而创业企业自身成长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为商业模式创新提出巨大挑战。创业者作为创业企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能够在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认知层面的主观能动性来应对这一挑战。以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创业情境动态演化下创业者认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制:创业者认知会基于创业情境的变化产生适应性变革,呈现出“经验/机会—需求/市场—知识/技术”的演化路径;创业者认知基于认知印记过程和结构印记过程塑造了企业一致性的集体理解和组织行为;商业模式创新是创业者根据环境反馈改变自身认知过程的结果,呈现出“内容—结构—治理”的创新层次转变。解析了创业情境动态演化下创业者认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微观机制,可为动态情境下创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企业成长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技术正在不断重塑组织的业务生态与价值创造方式,联合办公平台能否在市场风险的冲击下完成转型,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应用扎根理论方法,基于冗余价值共享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如何赋能联合办公各价值共创主体实现价值共享,构建“资源-价值-服务”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初始级发展阶段,企业通过冗余资源挖掘体现价值创造;在产业链流程级发展阶段,企业通过冗余资源整合与优化体现价值再造;在社群生态级发展阶段,企业通过扩大客户端规模与增加创新资源整合能力体现价值共享,实现企业内外部共生、共享、共赢的理想状态,最终实现商业服务生态系统的螺旋式动态演进机制。研究对有意改变服务体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办公平台具有重要的实践和启发意义。

快速变化的环境加剧了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企业需要构建兼具快变“弹性”和管控“刚性”的新型技术创新风控模式。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嵌入传统风控理论,通过对中科金财独特的风控模式展开情境化研究,解锁了科技型企业构建“刚”“柔”并济风控模式的过程。具体而言,首先,企业应下沉风控单元,形成“虚拟小微企业”,加快反应速度,获取风控“弹性”,同时通过业绩认证保持必要的财务“刚性”;其次,构建“多层联盟”的风控结构,一方面通过动态调整增加结构“弹性”,另一方面则通过新规则稳固内部关系,既保证管控“刚性”,又实现对创新失败的容错“弹性”;最后,构建了“虚拟小微企业+多层联盟”的新型技术创新风控模式。基于技术创新的本质特征发展了风控理论,同时对不完全契约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基于价值链理论及智能化转型的发展特征,以沈阳机床和海尔集团两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两个视角,从创新式、延伸式、差异化优势和成本优势四个维度对企业智能化转型下价值链的攀升路径和动力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制造业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企业价值链攀升中价值创造维度由创新式向延伸式发展,同时存在横向拉伸式攀升模式和纵向跨越式攀升模式;第二,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路径为“技术创新—优势增强—价值创造”,以创新技术的驱动来实现企业竞争优势的多元化,进而促进价值链上新的价值创造;第三,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价值链攀升的主要动力体现在自主创新研发。核心技术可以驱动企业取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和价值增值,进而实现价值链向高端攀升。

平台经济和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于解决产业转型、就业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实践中平台治理问题不断,如何利用平台属性,改进平台企业治理模式、探索现代化平台企业治理策略成为现阶段重要问题。通过回顾平台治理相关文献,厘清了平台治理的相关概念和特点,从产业组织经济学、战略管理、技术管理和外部监管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平台治理研究视角,对定量、定性及混合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明确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如何通过案例教学提升管理者的综合能力,将中国优秀管理实践以案例形式进行提炼总结,成为经济管理领域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方向。然而,随着教学知识多样化传递及教育多层次发展,教学案例的形式、学习的方式都呈现出多样化、全方位的创新特征。分析我国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研究现状,探索支撑教学案例的理论基础,从本体论和建构主义两个视角分析案例教学过程传递的知识类型(包括陈述性、程序性和建构性知识);从学习共同体角度论述案例学习的组织形式和场景,结合以上理论构建学生、教师、管理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案例学习共同体,并具体描述以传递知识为区分的案例教学的三个层次;最后,将三类知识对应三类教学案例的形成和教学模式,按观察、沟通、形成和应用四个阶段分析微案例、决策案例和复合案例的开发和实践应用教学过程,以期为经济管理领域高等教育的案例教学提供参考。

在竞争激烈的数字时代背景下,为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企业需要运用市场导向来满足客户潜在或现有需求。已有研究发现动态能力在满足市场需求时能够作用于战略转变,促使企业及时调整策略、开拓新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提升绩效。通过采用双案例对比分析的方式,探究了不同市场导向如何通过动态能力对企业战略绩效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市场导向通过对动态能力三个维度的调整来影响企业战略绩效;(2)不同市场导向对企业战略绩效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在先动式市场导向驱动下,企业战略绩效表现更优;(3)在不同市场导向驱动下,企业采取动态能力侧重维度不同,受先动式市场导向引导的企业更注重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从而满足客户潜在需求,而受反应式市场导向引导的企业则更注重持续提升销售能力,从而满足客户现有需求。

基于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相关理论和文献,提炼出创新创业能力的基础构念,以此为框架对17支参与案例分析比赛的参赛队员和老师(共计47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出案例分析比赛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10个主要构念,从中提炼出3组核心能力类属。在对核心能力类属的分析中,发现在双创能力培养方面,案例分析比赛比课堂案例教学更有效。最后,本文对组织案例分组指导和案例分析比赛进行了实践教学的经验总结。

案例行动学习法能够有效整合案例教学和行动学习的优势,引导MBA学员进入组织情境,学习隐性知识,进而加深对组织问题的理解和反思,提高MBA学员解决实际商业问题的能力。首先,考察了案例行动学习法的优势,剖析了其运行逻辑及隐性知识学习原理;其次,以SECI知识管理模型和PDCA循环阐述了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教学过程,构建了案例行动学习法的教学过程模型;最后,指出应用案例行动学习法需要注意的问题。研究有助于在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教学中推广案例行动学习法、构建案例学体系。

从中小企业出发,探索在外部环境影响下中小企业动态能力微观基础。基于Teece的动态能力研究框架和多案例的比较分析,提取出动态能力稳定的一级、二级维度,归纳了不同环境要素下的动态能力微观基础,并得出中小企业动态能力微观基础受市场变动性和行业技术变动性影响的结论。研究结论为构建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中小企业的证据,并且直接支持了中小企业动态能力的量表开发及新兴经济体的相关研究,为中小企业应对复杂、动态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区域品牌建设逐渐成为各区域获取资源、赢得竞争力的方式之一,当前的研究强调区域品牌建设对区域层面的影响,但是在资源的获取以及区域品牌的构建过程方面却存在不足。通过选取武功县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品牌杠杆理论,并结合资源杠杆理论,研究了区域品牌通过与多种主体互动实现资源的调动进而促进其建设的过程。发现可以将区域品牌的建设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孕育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每个阶段,动力点、支点以及省力和动力过程都有所区别。除此之外,还将数智化技术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探讨了数智化如何赋能区域品牌建设。研究可以促进各区域理解建设区域品牌的关键,明白品牌杠杆和资源杠杆发挥的重要作用。

制造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自组织理论,将制造业企业视为自组织体系,将其放置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以上上电缆集团为纵向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演进过程、关键驱动力以及与生态系统中资源的互动来揭示制造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自组织突破路径。研究发现,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迭代更新经历了“重点需求引导—资金、设备、人才高投入—攻坚能力不断积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动态变迁过程;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序参量是核心关键领导人、核心研发人才与激励体系、持续的质量管理和治理结构变迁;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主体与企业进行政策、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信息的互动,呈现出从赋能到聚能的转变。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实践启示。

近年来,精一赢家企业成为助推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的生力军,逐渐受到理论界的关注,精一赢家企业创业过程研究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为了回答“裂变创业企业如何发展成为精一赢家”这一核心问题,以资源编排理论视角,对易来智能和百灵科技两家企业进行了对比研究,归纳出“母体裂变情境”“市场聚焦结构化”“创业网络结构化”“专一技术能力化”“精一创业杠杆化”五个核心构念,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探索式”和“利用式”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研究针对精一赢家企业创业过程进行了尝试性解释,同时也有助于拓宽裂变创业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针对产业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如何高效、有序地完成价值共创这一问题,选取壹点壹滴为案例对象,归纳案例企业以自身为焦点建立平台生态系统的成功做法,聚焦平台能力、动态能力,围绕“诱因—过程—结果”的价值共创三要素,分析得出价值共创的演化模型。研究认为,价值共创演化进程可划分为线性赋能的初始阶段、协同变现的发展阶段和反向定制的成熟阶段,平台能力和动态能力各维度在不同阶段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为成长中的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如何通过各要素主体持续获得竞争优势,以及如何深耕产业互联网领域、开展价值共创活动提供了相应的经营管理实践启发。

重污染行业的减排增效对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然而,许多重污染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资金、人才等资源约束和能力约束。通过剖析宝武并购韶钢后的整合过程,探索了横向并购对于重污染行业减排增效的重要意义及作用机理。研究结论显示,在重污染行业的横向并购中,并购方可以通过资金输入及技术协同对被并购方进行技术赋能,通过人才输入及业务协同对被并购方进行管理赋能,从而缓解被并购企业面临的资源和能力约束,提高其技术及管理能力,进而实现减排增效,使其具备环保和经营方面的竞争优势,最后通过合理运用并购的经济效益巩固被并购企业的这种优势。同时,并购方也可以从中分享被并购方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成果,从而使并购双方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采用探索性纵向案例研究法,基于意义赋予理论探讨了家族文化促进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1)特定家族文化意涵是支撑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的主要动力;(2)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独特意涵的家族文化建构阶段、企业社会使命建构阶段、企业社会使命渗透阶段;(3)儒家家族伦理观和价值观的普遍性、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追求和家族文化独特意涵引领是上述过程发生的驱动机制;(4)三个阶段得以逐步发展的微观机制在于:家族管理者分别采用了情感型、分析型、沉浸型的意义赋予策略,塑造了家族成员的家族创业倾向、企业决策者的社会创业倾向和员工的社会创业倾向。研究挖掘出家族文化促进社会创业坚持的价值和发挥该价值的管理策略,可为更多企业实现社会创业坚持提供行动参考。

作为一种非行政处罚性监管,问询函发挥着揭示重组疑点、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并购信息披露的重要作用,但以往文献尚未关注科创板并购重组问询函具有何种监督效应。通过将科创板并购重组第一单——华兴源创并购欧立通作为案例,构建了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全面验证问询函的监督效应。研究发现,在直接监督效应方面,“问询-回复”机制提高了并购标的、商誉、业绩承诺、协同效应等相关信息的披露程度,也会督促公司修订和完善并购方案。在间接监督效应方面,公司股价和超额收益在问询期间产生负向波动,并引发各方关注。总结了科创板并购重组的问询特点,并从监管层、科创企业、中介机构以及媒体公众等层面对提高问询函监管水平、规范科创板企业并购重组行为提出了若干建议。

随着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与异化现象屡见不鲜。根据平台企业在生态圈情境中存在的个体企业、商业运作平台、资源整合与配置平台三个角色定位,构建了个体履责表现、内部责任治理、系统整体贡献三个维度,由此建立了平台型物流企业供应链生态圈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以满帮集团为例,由多元评价主体开展全方位评价,系统地提出了加强个体监督管理、落实责任型平台领导、构建社会责任共同体的平台治理对策,可为平台型物流企业供应链生态圈社会责任治理提供借鉴思路。

平台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其展现出的新模式很难用传统社会责任视角与理论解释。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2019年中国互联网100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活动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平台型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会呈现出五种特征:(1)履责内容边界模糊,立足经济责任的创新型企业社会责任占比高;(2)履责主体多元化,依托平台型企业对不同履责主体进行差异化管理;(3)履责客体范围扩大化,注重平衡不同责任对象之间的利益;(4)履责范式立足企业自身与社会整体资源,方式更加多样与创新;(5)履责战略架构重要性凸显,内容体系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