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新阶段,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行业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当企业在动态环境中遭受环境问题挑战时,其应当做出的决策改变即为环境战略转型。通过以江西铜业为例,沿着“驱动因素—环境战略—实施效果”的路线,探讨了在内外部双重因素驱动下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过程机制,进而揭示出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通过分析发现,随着外部环境规制的变化和内部绿色动态能力的演进,企业按照“反应型环境战略—防御型环境战略—适应型环境战略—主动型环境战略”这一路径完成了环境战略转型。同时在转型过程中其环保投入逐渐增加,绿色创新力度显著加强,实现了发展各维度高质量的增长。

快速变化的环境加剧了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企业需要构建兼具快变“弹性”和管控“刚性”的新型技术创新风控模式。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嵌入传统风控理论,通过对中科金财独特的风控模式展开情境化研究,解锁了科技型企业构建“刚”“柔”并济风控模式的过程。具体而言,首先,企业应下沉风控单元,形成“虚拟小微企业”,加快反应速度,获取风控“弹性”,同时通过业绩认证保持必要的财务“刚性”;其次,构建“多层联盟”的风控结构,一方面通过动态调整增加结构“弹性”,另一方面则通过新规则稳固内部关系,既保证管控“刚性”,又实现对创新失败的容错“弹性”;最后,构建了“虚拟小微企业+多层联盟”的新型技术创新风控模式。基于技术创新的本质特征发展了风控理论,同时对不完全契约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领导力发展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领导者培养至关重要,而关于领导力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如何验证发展结果的有效性,一直存有争议。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正在进行领导力发展计划的A企业进行深度访谈和现场研究,构建了一个多层次视角的领导力发展模型。该模型基于发展自我、发展团队、发展组织的多层次视角,提出了领导力的发展内容包括做人、做事、发展下属、凝聚团队、组织管理、业绩管理六个核心要素。进一步将该模型与“方向-协作-承诺”模型(DAC模型)做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自我”激发承诺,“发展团队”产生方向、协作和承诺,“发展组织”促进方向和协作,从而验证了该领导力发展模型的有效性。

在中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背景下,产业园区的发展也备受关注。产业园区资产证券化产品于2018年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但该产品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的违约风险较大,需要不断完善。为此,选取中国产业园区资产证券化的首单违约产品——北大科技园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票据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北大科技园资产证券化产品原始浅层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设计,首先,对其进行了深度的风险识别,并通过KMV模型等进行风险评估量化分析;其次,提出完备的风险应对方法;最后,通过风险调整手段评估调整现存风险、评估识别未知风险,进而构建完整的风险管理闭环机制。以期为其他企业规避融资风险提供有益借鉴,进而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推进实体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双碳”背景下,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追求低碳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主要基于资源编排理论,对伟明环保智能环卫处理项目展开纵向案例研究,试图探讨企业从资源到能力再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转型的一轮资源编排过程可以抽象为“零散资源元素—资源结构化—数字赋能化—价值杠杆化”,而在此基础上的阶段性产出又会与外部动态环境相结合,以重构元素的形式反馈于新一轮的结构化环节,由此迭代编排以实现数字化转型,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促进企业的低碳发展;(2)组织层面的低碳管理能力也是连接数字资源编排全过程的关键要素,管理者能够通过低碳资源的再部署,实现更具有绿色意义的资源管理。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制造业升级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客观因素对转型路径和机制的影响,对决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认知决策机制缺乏深入探索。以华纬科技有限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注意力焦点,构建了管理者数字化转型的决策路径,明确管理者注意力时间焦点影响数字化转型决策过程的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的理解,建立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拓展企业管理者注意力时间焦点对数字化转型路径影响的相关研究。

控制权是公司治理机制及利益相关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核心因素,因此,控制权争夺成为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主题。在控制权争夺的过程中,公司大股东和公司创始团队的社会资本运作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控制权争夺动因和社会资本影响的视角,通过对奥马电器控制权争夺的案例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框架,探究奥马电器被控股的成因,分析奥马电器控制权争夺的历程和公司价值的发展趋势,重点剖析社会资本在奥马电器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具有促进利益共享、降低交易成本、高度集中控制权等益处,是企业获得控制权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同时对于控制权争夺过程中企业价值如何更好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和启示。

平台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其展现出的新模式很难用传统社会责任视角与理论解释。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2019年中国互联网100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活动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平台型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会呈现出五种特征:(1)履责内容边界模糊,立足经济责任的创新型企业社会责任占比高;(2)履责主体多元化,依托平台型企业对不同履责主体进行差异化管理;(3)履责客体范围扩大化,注重平衡不同责任对象之间的利益;(4)履责范式立足企业自身与社会整体资源,方式更加多样与创新;(5)履责战略架构重要性凸显,内容体系完整。

区块链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技术,具有开放共享、去中心化、建立信任关系、不可篡改、可溯源、全程留痕且透明等特性。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给企业供应链管理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区块链技术在企业供应链管理中如何应用？其路径与效果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梳理。通过对蒙牛乳业的研究,分析区块链技术在企业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动因、措施、效果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区块链四大技术共同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有效运行,但其在企业供应链管理应用中却有着不同的路径与效果。具体而言:(1)在供应环节,分布式账本实现跨平台信息共享,理顺了信息渠道;共识机制促使企业达成共识协议,提升合作绩效;智能合约使业务可以自动执行,避免人为干预;密码学能够使供应环节的信息准确上链,提高数据透明度。(2)在生产环节,利用分布式账本和密码学能够实现生产的实时监测,使加工指标精准上链,有效完善生产流程,降低监管成本,保障产品质量。(3)在销售环节,分布式账本可以使终端客户实现实时反馈,增加客户黏性;共识机制使交易可以全网验证,避免双花交易;智能合约实现订单智能交易,加快交易速度;利用密码学可以将销售路径精确上链,实现交易追溯,保障交易安全。基于以上研究,构建了区块链技术在企业供应链管理中应用路径及效果模型,有助于拓展区块链技术理论与企业供应链理论边界范围,可为区块链四大技术在企业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面对年轻品牌冲击,转型与变革是老字号摆脱“生死线”的重要手段,传承与创新是老字号发展的关键。通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基于北京同升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从1978年至2022年的发展历程,探讨老字号如何凭借组织注意力和资源编排完成转型过程,实现求新求变目标。研究发现,老字号在战略转型过程中会经历“转型准备—转型实施—转型整合”三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战略转型准备基于组织注意力情境化条件感知、组织注意力有效配置以及组织注意力选择,三者协同配合识别影响转型的关键要素;(2)战略转型实施通过资源结构化、资源捆绑以及资源利用完成,落实组织注意力选择的结果;(3)战略转型整合通过商业模式或经营领域的调整完成,呈现战略决策。

数字化是产业升级的切入点,农业企业应该借助数字化来优化传统农业,进而完成农业价值链的升级与再造。基于数字创新能力与农业价值链变革理论,选取认养一头牛和丰农控股两家农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融合数字创新能力与农业价值链变革的综合分析框架,深入揭示企业数字创新能力驱动农业价值链变革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创新能力作为企业的“二阶”能力,会根据不同目标适应性部署,且以活动增值、架构重组、逻辑重塑为表现形式的微观机制能够推动农业价值链变革,实现渐进性和突破性的辩证统一。研究结论可为数字创新能力和价值链变革问题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和思路,也可为数字化情境下企业推动农业价值链变革实践提供有效路径和理论指导。

在数字经济时代,品牌生态圈的构建为品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但对其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研究不足。基于动态能力视角,选取仁和集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解构其多年品牌发展历程,总结品牌生态圈的形成过程机制。研究发现:(1)品牌生态圈本质上是一个以核心品牌企业为中心、以数字技术平台为基础的产业链体系完整、多方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品牌族群协同发展的闭环开放生态系统;(2)品牌生态圈的形成过程会出现“点—线—面”即“品牌核心圈培育(市场破局)—品牌产业圈发展(产业链整合)—品牌生态圈形成(价值共创)”的成长特征;(3)在品牌生态圈形成过程中,企业的动态能力呈现出“市场破局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价值共创能力”等从低阶能力向高阶能力的演变。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可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品牌生态圈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

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品牌联盟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权力理论,结合企业资源与资源整合交互视角,对京东进行纵向案例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法,通过对数据进行扎根分析构建新理论,研究证实,品牌联盟有多种类型且具有顺序性特征,因此,需对不同的品牌联盟进行单独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品牌联盟按照类型与顺序分为“互补型品牌联盟、杠杆型品牌联盟、整合型品牌联盟、互利型品牌联盟”四类;(2)所有类型的品牌联盟均通过不断交互形成新的资源池,以供企业重新进行资源配用。通过不同品牌联盟类型及品牌联盟发展顺序,构建品牌联盟在企业中的作用机制,为互联网企业以及数字化转型企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在竞争激烈的数字时代背景下,为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企业需要运用市场导向来满足客户潜在或现有需求。已有研究发现动态能力在满足市场需求时能够作用于战略转变,促使企业及时调整策略、开拓新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提升绩效。通过采用双案例对比分析的方式,探究了不同市场导向如何通过动态能力对企业战略绩效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市场导向通过对动态能力三个维度的调整来影响企业战略绩效;(2)不同市场导向对企业战略绩效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在先动式市场导向驱动下,企业战略绩效表现更优;(3)在不同市场导向驱动下,企业采取动态能力侧重维度不同,受先动式市场导向引导的企业更注重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从而满足客户潜在需求,而受反应式市场导向引导的企业则更注重持续提升销售能力,从而满足客户现有需求。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产业数字服务化的发展趋势下，医疗设备制造企业面向患者提供智能医疗设备,有助于缓解医患紧张关系、实现多主体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价值共创,有助于揭示智能产品服务系统多主体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机理。通过对乐普医疗的案例研究,利用服务生态系统理论、价值共创理论和社会互动理论,提炼了智能医疗设备应用于多主体利益相关者时的价值共创模式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智能医疗设备是多主体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实现的载体,智能医疗设备所提取的数据是多主体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实现的对象,多边共生模式是多主体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实现的保障。

在中等收入人群绝对规模增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滑落”现象,以往对于中等收入人群的研究多从收入分配制度、人力资本等角度展开。通过美团案例的研究发现,中等收入人群“滑落”的根源为生态成员权责范围的模糊,“稳中”还需依赖平台治理。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美团,在供求失衡的市场机制和算法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灵活用工模式规避雇佣责任,但这种劳资关系并非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外卖骑手可以通过自我赋能、维护自身主体性、多栖战略等途径抵御“滑落”,同时,制度缺口填补、平台与政府协同治理、平台企业垄断规制和多元主体赋权的方式也可以阻断外卖骑手的 “滑落”通道。外卖骑手“滑落”是研究橄榄型社会结构构建的经典案例,对我国完善平台治理结构和发展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

既有研究用某一时点幸福感来代表整个创业过程中的创业者幸福感,对于创业者幸福感的动态性探索不足。基于自组织理论,使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试图回答“创业者的心理幸福感如何随创业阶段变化”这一核心问题,有助于探索创业者心理幸福感在不同创业阶段的动态演化机制,揭示创业自组织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者会根据不同阶段的创业目标,开展不同的创业活动,这使得创业者的心理幸福感随着创业阶段发生变化,同时还发现创业者的心理幸福感是其坚持创业的重要原因。研究结论启发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应当明确自己所处的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目标开展对应的创业活动,从而通过创业获得幸福感。

在网络生态与金融科技导向下,信任链重构被认为是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关键,但关于如何通过信任链重构实现供应链金融创新尚缺乏理论探讨。基于信任链重构视角,以首农供应链(大连)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跨境生鲜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前因、过程和结果。研究发现:融资规模有限,融资成本高,具有融资性贸易、弃货与存货减值风险是跨境生鲜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前因。依托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通过可信交易链、可信物流链、可信行为链与可信制度链构建的跨境生鲜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可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实现全过程风险管控。研究结论对我国跨境生鲜供应链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具有参考价值。

采用探索性纵向案例研究法,基于意义赋予理论探讨了家族文化促进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1)特定家族文化意涵是支撑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的主要动力;(2)家族企业社会创业坚持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独特意涵的家族文化建构阶段、企业社会使命建构阶段、企业社会使命渗透阶段;(3)儒家家族伦理观和价值观的普遍性、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追求和家族文化独特意涵引领是上述过程发生的驱动机制;(4)三个阶段得以逐步发展的微观机制在于:家族管理者分别采用了情感型、分析型、沉浸型的意义赋予策略,塑造了家族成员的家族创业倾向、企业决策者的社会创业倾向和员工的社会创业倾向。研究挖掘出家族文化促进社会创业坚持的价值和发挥该价值的管理策略,可为更多企业实现社会创业坚持提供行动参考。

创业合法性研究以往多关注企业如何获取合法性,忽略了合法性损失后企业的合法性修复过程。通过以X教培企业创建D直播公司的过程为例,基于最优区分视角对企业合法性修复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新探索,研究发现:(1)合法性损失企业的合法性修复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合法性损失阶段,基于企业层面采取被动回应策略,效果不佳;合法性响应阶段,基于行业层面采取主动响应的策略,效果甚微;合法性修复阶段,从再创业机制出发,采取能动修复策略,实现修复。被动回应和主动响应都聚焦于合法性,能动修复阶段通过引入独特性来修复合法性。(2)企业进行合法性修复的背后机制是“再创业”,企业通过最优区分实现了低独特性向高独特性的跨越,同时构建超越行业的独特性,实现合法性修复。理论贡献主要是厘清合法性修复和以往合法性获取的差异,并为最优区分的平衡提供新证据。本研究可为合法性损失企业如何进行合法性修复提供实践参考。

基于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相关理论和文献,提炼出创新创业能力的基础构念,以此为框架对17支参与案例分析比赛的参赛队员和老师(共计47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出案例分析比赛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10个主要构念,从中提炼出3组核心能力类属。在对核心能力类属的分析中,发现在双创能力培养方面,案例分析比赛比课堂案例教学更有效。最后,本文对组织案例分组指导和案例分析比赛进行了实践教学的经验总结。

“微笑曲线”作为企业转型的指导理论,在我国企业发展实践中得到了诸多验证,但较少从动态发展视角研究“微笑曲线”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要素。在“数智化”转型的今天,“微笑曲线”发展演进已经出现新的趋势和特征。通过聚焦“微笑曲线”和“武藏曲线”的动态演化,以大杨集团的转型为例,探究制造业价值链附加值的变化动因及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发现,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微笑曲线”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正在演变为“武藏曲线”,基于影响要素提出了从“微笑曲线”到“武藏曲线”的动态演化模型。研究结果对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基于红筹企业回归 A 股市场不可逆转的趋势,以中国移动、中芯国际和九号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对红筹企业回归境内上市路径及潜在风险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红筹企业回归主要包括传统回归路径和创新回归路径,不同路径对企业的适用性存在差异, 具体表现:符合试点范围要求的红筹企业可以在创新回归路径中进行选择,而不符合试点范围要求的红筹企业只能选择传统回归路径。同时,创新回归路径中的IPO 模式涉及法律风险、内控风险、终止上市风险和控制权转移风险,CDR 模式的产品风险及 VIE 架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传统回归路径下,企业则需要考虑拆除红筹架构引发的资产重组、利益分配和税务风险等。研究结论可为未来更多红筹企业回归境内上市及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便捷的评论方式与信息交互为消费者的决策行为赋能,同时,以在线内容为核心的购后反馈逐渐成为企业提升服务质量与增加顾客黏性的重要参考。而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常伴随着消费者心理决策过程的反复与需求的新老交替。在过去国内疫情反复的情景下,结合扎根理论与文本挖掘自下而上地打开消费者的认知“黑箱”,主要借助LDA主题模型模拟编码过程,探索消费者不同阶段的需求“丛林”并进行演化归因,在决策行为、需求层级与疫情扰动的视角下挖掘生鲜消费者需求的演化路径。最后,通过新进资料与经典理论验证了多阶段演化路径模型的有效性。

面对传承的挑战,产业转型成为家族企业谋求跨代发展的独特路径。创新创业精神是企业家行为的核心内驱力,二代企业家作为家族企业的接班人,探究其创新创业精神如何驱动产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二代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驱动家族企业产业转型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动态能力能够有效地将二代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与产业转型连接起来,且家族企业产业转型包括主动变革型和被动变革型两条路径,但二代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推动动态能力的形成并驱动产业转型的两条路径略有不同。此外,提炼了二代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的七个维度、动态能力的五个方面及产业转型的三个阶段。

原始创新是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原动力，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支撑引领作用。基于华为和科大讯飞两个企业样本，以战略目标导向为前提，探索企业原始创新的主要模式和实现路径，揭示科技型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开展原始创新属于巴斯德象限创新行为，主要分为以长远目标为导向的战略性原始创新和以知识应用为导向的前沿性原始创新，这两种创新模式在支持方式、行为导向、发展目标和组织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本质上反映为“知识聚焦能力→知识整合能力→知识再创造能力”的内生性演化，沿着“联合引智→自主研发→开放合作”路径不断推进。研究成果能为企业开展原始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案例行动学习法是“案例教学+行动学习”模式相融合而成的创新型情境式教学模式,其以能够大幅度提升商科学员培养效果而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对案例行动学习法内涵理解的基础上,探索案例行动学习法的价值逻辑及大规模推广路径。研究发现: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设计奠定了案例行动学习法大范围推广的观念基础;教学内容模块化搭建了案例行动学习法大范围推广的核心架构;标准化的教学流程建构了案例行动学习法大范围推广的实现逻辑。通过明晰商科学员知识能力建构的内在机理及知识能力的演化路径,推导出案例行动学习法大范围的推广路径、标准化的实现路径,同时构建了案例行动学习法大范围推广的实现逻辑。研究深化了对案例行动学习法内涵的理解,为高质量、高效率地推广应用案例行动学习法提供了新思路。

外部环境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了员工职业生涯自我管理的重要性。通过案例分析方法,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构建了包含组织层面与个体层面的员工职业生涯自我管理过程模型,该模型从组织与个体的互动视角探析了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的动态形成机制。在组织层面,分析了员工职业生涯自我管理决策环境的形成过程,描述了组织战略的形成,以及以组织战略为核心的组织文化与组织流程的建立和发展;在个体层面,员工通过对决策环境的理解和认知,将自我注意力聚焦于“我要发展”这一核心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注意力配置,决定将自身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到自我管理过程中,进而做出职业生涯自我管理的决策,获得持续的职业成长。

中国管理案例教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探索,越来越多的院校完成了对管理案例教学从认知、学习、掌握、应用到创新的过程。管理案例教学精品课程的建设有助于推广管理案例教学经验,同时,其作为标杆示范可以让案例教学法的运用取得更大的成效。通过对首届“全国管理案例教学精品课”中的19门获奖课程视频的研究,从课程设计、教学组织安排、教学手段与方法创新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以期对未来管理案例教学精品课程建设提供经验和建议。

现有关于中国农产品企业商业模式从机械化到数字化转型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 通过对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2022年商业模式转型进行纵向案例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耕种收和深加工构成中国农产品企业从机械化到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的两个关键阶 段;第二,基于数字化的协同创建和协同运营构成驱动两个转型阶段的重要机制。在数字 技术和运营能力不匹配的情境下,提出了农产品企业通过价值共创实现数字化商业模式转 型升级的理论模型,不仅有助于推进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和价值共创两个领域的理论形 成,而且可为制定数字化、智能化农业政策和农产品企业实行数字化运营模式转型创新提 供实践启示。 

基于信号理论与危机情境沟通理论的视角,将上市公司发布的危机公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分析同仁堂的过期蜂蜜事件和酒鬼酒的甜蜜素事件,识别出不同企业声誉维度的作用效果及企业危机响应策略的差异。案例分析发现:危机会引发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下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美誉度增强了危机响应策略的保护效果,但关注度增加了危机响应难度;同仁堂公司针对产品伤害危机采取适配性的道歉策略和纠正策略,危机公告信息透明度较高,修复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酒鬼酒公司针对谣言选择否认策略, 危机公告信息透明度较低,危机沟通效果不佳。通过案例分析得到的一般结论可为其他企业的危机管理提供借鉴。

频发的企业内部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已成为组织管理中备受关注的问题。基于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在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情境下,个人-组织匹配的类型以一致性匹配为主、互补性匹配为辅;(2)个人-组织匹配的内容包括能力匹配、道德匹配、关系匹配和情绪匹配四个维度;(3)个人-组织匹配负向影响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工作投入和组织承诺在两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完善信息安全管理策略、减少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提供理论参考。

股权质押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在上市公司中非常普遍。但同时,股权质押存在股价波动、控制权转移等潜在风险。以三五互联为例,从信息披露这一市值管理手段出发,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的风险应对策略及经济后果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控股股东高比例的股权质押会诱发控股股东产生维稳股价和利益侵占的市值管理动机。控股股东在市值管理动机下会倾向于采取策略性信息披露手段,甚至产生信息违规披露行为。短期内,控股股东的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可以达到稳定或提升股价的目的,但长期内,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和信息违规披露行为均会影响公司价值,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并对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侵害。研究结果对规范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市值管理及信息披露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要想谋求大发展必须抓住机遇。当出现在位者合法性降低的机遇时,把握机会窗口的开启和内化成为后发企业存活甚至撬动未来市场的关键。基于千分一公司后发赶超的实践,探索后发企业由追赶到领先的赶超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在位者合法性降低引发机会窗口的开启、后发企业赶超轨道和行为对机会窗口的内化,共同推动后发企业实现创新赶超目标。具体来说:(1)在后发追赶阶段,在位者实用合法性降低引发需求和制度双元交互机会窗口的开启,后发企业采取市场与能力融合战略轨道将机会窗口予以内化,依次通过机会感知能力、市场需求搜寻、资源整合能力、市场合法性获取、创新实验能力和市场偏好塑造实现市场领先和能力建构。(2)在领先维持阶段,在位者技术合法性降低引发技术单元主导机会窗口的开启,后发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战略轨道将机会窗口予以内化,依次通过自主二次创新、自主颠覆性创新及混合开放式创新实现技术突破。最终构建出“在位者合法性降低—机会窗口开启—赶超战略轨道和行为匹配—赶超结果”的理论框架。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企业借助大型平台赋能推进数字化转型,而对集群中小企业与新 创平台的协同共创过程关注不足,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情境下,集群中小企业与新创平 台犹如“难兄难弟”,共同面对资源困境。为此,通过对宁波模具集群企业与创元信息模具 工业互联网平台共创案例的研究,发现集群中小企业协同新创平台开展数字化转型,是以 共同资源焦点驱动的资源行动演进。在资源探索阶段,集群中小企业可以协同新创平台采 用“启发式拼凑”,回应“资源盘活”焦点,但难以解决资源池不足的问题;在资源构建阶段, 集群中小企业协同新创平台开展“启发式拼凑”和“模仿式编排”的互动,回应“资源匹配”焦 点,缓解了资源获取张力,但如何将资源转换成数字化转型能力仍存在诸多挑战;在资源能 力化阶段,集群中小企业协同新创平台可以在“启发式拼凑”和“模仿式编排”互动的基础上 引入“渐进式协奏”,并开展循环迭代,回应“资源系统”焦点,缓解资源转换张力。基于“相 对对称”赋能情境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数据赋能的视角,以郑州大信家居有限公司为例,探讨了制造业企业敏捷性形成机理及底层数据逻辑。研究发现:通过数据赋能,制造业企业可以获得智能能力、连接能力及分析能力,并在这三种能力的驱动下,进行业务流程的数据解构、业务流程的数据关联及业务流程的数据重构,最终实现制造业企业敏捷性。其中,数据赋能、业务流程的数据解构和业务流程的数据关联是制造业企业敏捷性形成的前置要素,业务流程的数据重构是制造业企业敏捷性形成的直接路径。还对制造业企业敏捷性形成的底层数据逻辑及其相关维度构成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对制造业企业敏捷性形成机理进行了探索和拓展,对其底层数据逻辑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针对中国商科课堂互动与案例教学中存在的形式化现象,以及企业参与商科案例教学积极性低的实践难题,通过阐述商科“活”案例教学法的互动主义学习哲学,以近十年的“活”案例教学实践为基础,提炼出产教融合导向的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即围绕产业界的时代“真”问题来设计和实施,通过教与学、修与行、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三个维度之间不同方向的互动,以及三个维度内部不同方向的互动,强化学生思维训练、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案例教学方法。研究表明:对教学情境与案例情境的适应性调适是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的一个明显特征,也是其区别于普通案例教学方法之处,该教学方法使案例教学中的师生、生生及产教符号互动具有时代感和临场感,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和综合素质。

为解决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不明问题、防止转型悖论现象发生,基于开放式创新,通过单案例研究方法对长城汽车的数字化转型活动进行深入分析,识别出数字化转型的构成要素,即知识吸收、知识创造、知识整合、知识外溢和知识交互,同时构建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NK模型仿真方法验证数字化转型路径模型对其他制造业企业的适用性,最终得到清晰的数字化转型最优路径,即知识吸收→知识创造→知识整合→知识外溢→知识交互。研究结果有助于推动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智时代下商业模式创新与商业生态系统的持续演变在现有理论研究中很少涉及。既有研究虽然关注到商业模式创新对商业生态系统属性的影响,却忽视了作为组织支撑的数字商业生态系统如何影响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对西门子的单案例扎根分析,利用西门子作为同行业下游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商和自身商业模式创新实践者的复合特征,建构出数字商业生态系统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企业基于数字化机会识别、数字化资源获取、数字化渠道构建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通过多主体的互联互动,在数字商业生态系统的各个层次创造价值。(2)数字商业生态系统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机理为“数字商业生态系统→开放学习→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商业生态系统中生产者、销售者、其他接受者、消费者等利用数字平台实现多方主体的沟通、合作与学习,数字商业生态系统通过行业内学习和行业外学习,促进商业模式创新。(3)客户已经成为数字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通过与焦点企业生产者的共同开放学习与沟通,参与到价值创造中,更有效地满足客户需求。这一发现为分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与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一个新分析框架。